铁道部“败诉”的吊诡逻辑

深圳新闻网讯  铁道部败诉了。仅仅因为一张餐车票。

状告铁道部的江苏如皋乘客杨金柱胜诉，但他当初并无信心。事情很小。他原本买到的是一张动车二等票，在北京南站上车后，发现座位竟在餐车车厢。感觉不爽的杨金柱向铁道部提出了信息公开的申请。铁道部不作回应，他决定起诉。５月２４日，杨金柱诉铁道部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一案在北京第一中院开庭。铁道部代理人认为，卖餐车票是相关铁路运输企业的自主经营行为，杨金柱所提申请，并非政府公开信息的范围。７月１２日，杨金柱收到法院判决：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责令被告铁道部在１５日内，对相关申请作出答复。“我竟然告赢了铁道部。”杨金柱感叹。按照规定，铁道部应在８月初回复杨金柱。

对此，杨金柱十分欣慰。因为法院支持了他的诉请。在笔者看来，这个判决十分吊诡。

从铁道部回应看，铁道部当然以政府部门自居。没错，铁道部正是国务院组成部门。乘客也是如此看待的，所以才提出信息公开申请。此案中，铁道部却以卖餐车票是相关铁路运输企业行为为由拒绝作答。

那么，相关铁路运输企业又是谁呢？从杨金柱购票地点看，应是北京铁路局。那么，铁路局是政府还是企业，就又回到一个原始问题：铁道部到底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这个问题，恐怕连铁道部自己也不愿意说清楚。铁道部最近公布的２０１０年财务报表显示，２０１０年全年盈利１５００万元，营业额却高达６８５７亿元。马未都的形象表述是：做了１０００万元的大买卖，只赚了２００元钱。

且不论投资效益。在中央各部委公布“三公”经费时，铁道部公布的却是盈利状况，堪称绝无仅有。这说明，铁道部此时又将自己定位为企业。因此，铁道部的“三公”经费也无需公布。

对于政企不分的角色，铁道部深谙其中之道：哪个角色于己有利，就以哪个角色示人、说事。它挂着政府牌子，却做着垄断生意。比如搞融资、建高铁，它既是投资主体，又是行业主管，左右逢源、尽享其利。

但是，其代价更大。铁路自成一体的权力体系、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不仅与地方政府脱节，更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其效率低下乃至封闭、保守和落后是必然结果。一张餐车票，就让铁道部坐上被告席，亦是天下奇闻。

多年来，要求铁道部改革分拆，实行管理与运营分离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其实，政企分开作为市场经济的实践成果，并不仅仅有利于整个社会，它将使整个铁路系统获得新生。如果能够组成若干客运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和中国民航总局一样，铁道部不是能就此实现转型，更好行使管理职责？铁道部何至于如此不堪，如此出丑？(胡文)

信息发布平台只是红会救赎的开始

时言平

在公共舆论的逼问之下，红十字会终于在７月３１日推出了捐赠信息发布平台。尽管是匆匆上线，漏洞百出，但红会能够正视公众诉求，兑现公开信息的承诺，已经算是一种进步。迟到的诚意也是诚意，仓促的公开也是公开，但红会万不可将民众的谅解当成公关成果，并因此停下捐赠信息公开、慈善透明的脚步。

红会信任濒临崩溃的处境，根源上是信息不公开透明所致，脱离了阳光的照射，慈善的土壤必然变质。“天价帐篷”、“天价餐”以及那个爱炫耀的郭小姐，之所以引发民怨鼎沸，还与红会的傲慢和自负脱不了干系。每次触怒民意，红会想到的都是围绕自身利益和形象的危机公关，不能从根本上去消除民众的质疑。如此，难免积痈成溃，中国的慈善信任，也正是在红会与民意的拉锯战中消耗殆尽。

对信任裂痕的掩盖和遮蔽，最终扩大成信任鸿沟，这不但是红会的灾难，更是中国慈善事业的灾难。我们的爱心应该托付给谁？谁才是值得信赖的人？已经成为当下善众们内心的深层忧虑。人性和大爱得到极大激发，与之相配套的慈善信任机制却迟滞不前，这也正是中国慈善事业亟待解决的现实矛盾。

我们很愿意相信，红会此次推出的信息发布平台，只是以公开透明完成自我救赎的开始，而不是为遮蔽信任鸿沟的危机公关。要进一步对民众传递这种诚意，就应该主动以事实和真相回应民众的质疑。捐赠数据出现误差、捐款时间早于地震、善款使用情况过简、督察为何需要５８３万、搜索最多显示百条……平台初运行出现的诸般问题，也许可以归咎于技术，但答疑解惑重拾信任，却不是个技术问题。

毋庸置疑，从封闭的城堡到阳关照射的玻璃房，红会的信息公开难免要经历不适应和阵痛。既然公开透明，就应该彻底。这其中包括由上而下的公开；包括那些曾被红会以技术手段公关掩蔽的各种历史遗留问题，不为其他，只为中国慈善的未来提供镜鉴。如果红会确实有救赎的诚意，就不该逃避，有面对的勇气。如此，红会才能为中国慈善的窘迫现状实现救赎，才能填补信任的鸿沟，成为传递爱心的平台。信息发布平台的推出，只是慈善公开透明的开始，并非红会信任危机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