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大运会当着眼“千秋之功”

深圳新闻网讯  第２６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召开之际，深圳市委市政府表达了举办大运会“要争一时更要争千秋”的决心，这表明此次国际性赛事带给深圳的将不仅仅是一个夏天的荣耀，将成为这座城市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新坐标。遵循这一理念，深圳在办会过程中拒绝短视、立足长远，作出了许多令人赞叹的创举。

“自愿限行”正是其中的创举之一。拥有１４００万人口的深圳汽车总量已超过２００万辆，大运期间交通保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深圳没有采取强制性限行，而是鼓励市民“自愿申报停驶”，其中深意令人回味：强制性限行易操作、收效快，但其作用仅限于一场赛事，对城市发展没有“附加值”；“自愿限行”却给了市民一次自愿参与城市管理的“演练”机会，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演练”，这个城市终将形成自动的、应急的自我调节机制，由此实现一个成熟社会所应有的高效管理。从这个意义上讲，“自愿限行”可谓一举多得、功德无量。

深圳将大运会主场馆建在原属“关外”的龙岗区，也是一项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创举。３０多年来，深圳发展速度令人称奇，但其发展质量尚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原特区外文化、教育、体育等民生“欠账”多。近年来，深圳历届领导班子均致力于推进特区一体化发展，大运中心选址龙岗，地铁网络向特区外延伸，深圳举全市之力建设“关外”，“关外”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迅速跃升。贯穿龙岗的“深惠路”与深南大道一样宽阔顺畅，这是深圳奉献给大运会来宾的见面礼，更是奉献给这座城市民众的恒久财富。

深圳大运会筹办过程中的一项接一项“惠民大餐”，更体现了深圳“以一时之争，建千秋之功”的决心和勇气。环境问题一直是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深圳环保部门负责人坦言：如果深圳的环保工作仅仅只是为了保障大运会的举办，那目标就太低了。目前深圳正在借大运之机解决长年积累的环境污染问题，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在大运结束之后仍将长期发挥作用。同样，深圳为迎接大运打造的立体安保体系、社会建设体系等，都不是“应景之作”，而将发挥长效机制。

大运会对于深圳的意义，绝不只是舞台上瞬间的闪亮，而是多年以后回首之时，还能欣喜地看到烙印在城市发展轨迹中的“大运元素”。大运会带给深圳的变化不仅仅是有形的“工程”，而是“工程”背后所体现的城市发展新标准，“大运标准”一旦为这座城市所接受，就会成为影响深远的民生标准，让生活在其中的市民长久受惠。

一时之争易逝，千秋之功可追。大运会必将改变深圳，推动深圳的新一轮跨越式发展。深圳当以筹办和举办大运会为重要抓手，加大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建设，改善市容环境和生态环境，提高市民的文明素质，扩大城市的国际知名度，加快城市的现代化国际化进程。而深圳市民在迎接大运过程中所表现的热心公益、志愿服务、谦和礼让、宽宏大度、低碳生活等精神文明成果，也应当积淀下来，成为这座城市的宝贵财富。(新华社记者 王传真 吴俊)

“收入跑赢CPI” 要化数据为感知

李记

随着各省区市半年报的全部公布，各省居民收入增长情况也随之“出炉”。媒体通过梳理和对比发现，上半年２９个省区市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均超过１０％，３１个省份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全部“跑赢”ＣＰＩ。

这注定又是一条让人纠结、引发争议的新闻。原因很简单，３１个省份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全部“跑赢”ＣＰＩ这样的统计，确实和很多公众的现实感知割裂。经验告诉我们，出现这种情况，无外乎两种原因。第一，各地统计部门给出的上半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速数据，是“被平均”之后的——收入增长过分集中于少部分群体，大多数人的收入并没有实质性的增长。第二，统计本身存在一定程度的问题，并没有细化反映现实状况——在确保统计没有丝毫“水分”之外，尽量细化的统计应该逐步走进现实。

“被平均”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中国１％的家庭掌握了全国４１．４％的财富。如何均衡贫富差距，进行彻底全面的收入分配改革，已是当务之急。这其中，如何提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是重中之重。而３１个省份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全部“跑赢”ＣＰＩ这样的统计结果，虽然看起来美好，但除了会引发争议、给人错觉之外，在为“提升中低收入者收入”作出贡献方面，实在看不出有任何意义和价值。

而全面具体地呈现现实的细化统计，完全能够为提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提供最有参考价值的数据、最基准的支撑。近年来，每当舆论谈及工资“被增长”时，相关方面也会承认“城镇职工工资统计范围过窄，存在缺陷”，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也曾表示：在工资统计覆盖范围过窄、没有涉及行业和岗位差别等问题上，国家统计局正酝酿做出改变。收入统计是个技术活，唯有将统计具体、细化，才能体现区域、行业、员工内部之间的差异。如果一系列的差异，被一个概而括之的华丽数据所遮蔽，那么，在现实不能被呈现的同时，相关方面进行收入分配等改革的积极性，恐也会因此陷入迟钝——这才是最要命的。

说到底，统计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这种反映可以宏大而美好，同时也必须做到精准而具体。因为统计绝不是仅仅让人看的，而是会成为进行相关改观、发展、改革的依据。既然近年来贫富差距巨大是不争的事实，收入统计存在着有目共睹的缺陷也是不争的事实，那么，进行细化、具体、科学、严谨的统计改革，自当提上日程；与此同时，如何从大而化之的统计中看到希望、汲取动力，如何参照细化真切的统计进行下一步的改观努力，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将“收入跑赢ＣＰＩ”转化为普通公众的切实感知，应该也必须成为统计以及其他职能部门的常态工作之一。

回应社会关切需要谦和坦诚

朱四倍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意见》指出，抓好重大突发事件和群众关注热点问题的公开，客观公布事件进展、政府举措、公众防范措施和调查处理结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的重要性不用多说，问题的关键是政府部门如何做到“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贵州瓮安事件发生后，当地官员在反思事件时，有这样的体会——如果一开始把权威信息公开了，也不至于如此被动。就笔者的看法，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一是先声夺人。第一时间介入新闻事件，在保证真实性的前提下，抢先发布权威信息，或做出权威评论，是做好舆论引导的关键所在。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表现出先声夺人的特点，在事件发生后，政府必须在第一时间发出自己的声音，公开真实可信的信息，表明政府的立场和观点。

二是要有人文关怀。公众比较关注的是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新事件，一些重大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无不与此存在关联，权威的信息要赢得民心，必须时刻把以人为本贯穿其中。只有这样，政府的观点才能被受众认可。

三是认真回应网民质询。一些部门和领导对网络舆情缺乏足够的重视，事后也缺少足够的回应，以至于一些原本不大的事件不断酝酿，社会影响恶劣。只有开诚布公地面对网民的质疑才能打消疑虑。回应网上的舆论也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一些政府部门抵触网络舆论，主要还是官本位的思想在作祟。正确地对待网络民意，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应有之义。

与此同时，应认识到，迟到的信息公布通常导致的结果是大道消息不畅通、小道消息满天飞。政府在面对群体性事件相关信息时若采取“捂盖子”，被动公布，那么必将全面处于被动。

并且，不回应民意将导致群体性政策的误解。民众与政府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这使得部分个体及分散的民众不可避免地陷于信息上的无知或茫然境地。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民众对与其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所持的意见、建议难以被政府采纳，从而沟通受阻，这必然不能引导舆论，甚至让事态变得难以收拾。

罚款指标是“执法经济”的利益怪胎

叶祝颐

云南罗平县工商局一名执法人员近日向媒体提供了几张收据，盖有“罗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财务专用章”，数额均在２０００元及以上，“摘要”一栏写明为“风险金”。据介绍，从去年开始，罗平县工商局给各科室、分局和工商所下达了罚没指标。在完成目标任务后，年底可以双倍领回风险金；否则将被扣钱。

工商部门有罚款任务，俨然成了许多地方“公开的秘密”。要说工商部门不懂热衷执法经济的危害，那是“冤枉”他们。但在执法经济面前，什么执法程序、什么民生利益，统统一钱不值。在罚款指标的紧箍咒之下，执法人员只能千方百计抓罚款。

虽说工商执法人员自揭家丑的勇气值得肯定。但并不是所有的执法人员有这样的认识与勇气。且不说部分执法人员深谙罚款之道，对执法经济乐此不疲。在罚款指标的重压与双倍返还风险金的“示坏作用”下，正直的执法人员也得去抓罚款经济。据媒体调查，“任务能不能完成”已成为部分工商执法人员相互间的问候语。当地曾出现过执法人员向正当经营的经营户索要现金以完成目标任务的荒唐事。不过单单把违规执法的责任归结为罚款指标惹祸，可能会掩盖执法过程中的其他问题，甚至是本质问题。比如部分执法者的利益情结、以权谋私等深层次问题。

我们可以谴责下达罚款指标的工商部门。但我们指望工商部门恪守权力伦理，主动放弃执法经济，并不现实。既然媒体已经曝光了，就应该有部门出来干预，割掉这个执法经济毒瘤。毒瘤怎样割？笔者认为首先要斩断执法经济链条，严格执行罚没收入两条线的规定，取消罚款数额与风险金挂钩的考核规定。

如果监管措施不能到位，即使上级部门取消了罚款考核指标，对于部分吃惯了罚款，深谙罚款之道的执法者来说，他们的罚款冲动未必就此打住。打破执法经济思维，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如果不规范执法部门权力运作，严惩滥权行为，任由执法部门滥下罚款指标，脱缰的权力与利益冲动合谋必将对政府公信造成更大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