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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应向“小人物”致敬

110广州网 时间:2011-08-05 11:39:03

深圳新闻网讯  大运不仅仅意味着宏大的比赛场面,不仅仅意味着国际交流的平台,也意味着无数普通人的劳作与奉献,意味着通过大运而加深的人与城市的情感双向认同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镜头——昨日,龙岗一小学美术教师李仕明的作品《大运建设者之歌——为大运建筑工人造像》被深圳博物馆作为永久馆藏收藏。这幅美术作品由33张整六尺宣纸拼接而成,总长约32米、高2.11米,从1000位建设工人原型中,遴选、记录了49个在各个大运场馆作业的建筑工形象。

大运会是深圳有史以来承办的最高规格的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是深圳发展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是,正如历史的宏大叙事往往由细节构成一样,大运的炫目舞台的背后,也通常是无数“小人物”默默劳作的身影。当我们的目光掠过美轮美奂的“春茧”、“水晶石”时,有没有想到当初在这样一片建筑工地上的繁忙图景?对这些建筑工人来说,大运是脚手架上的大运,是安全帽下的大运,是劳动号子里的大运。曾有媒体报道,为了加快大运场馆的建设,大运中心的一些工人两年没有回家过年。

是的,城市应该向他们致敬,向这样一种朴素的劳动致意。这幅作品曾在深圳书城进行过为期半个月的展览,观众的留言留下了厚厚两大本,就让人看到了那种人同此心的感动。而今,这幅作品破例被深圳博物馆永久收藏,并将在大运会期间举行捐赠仪式,更见证了一个城市的眼界与情怀,那就是,拆除身份、地位、职业、收入的樊篱,看重每一个“人”本身的价值与尊严。

也就是说,面对大运,城市要感谢的何止是那些挥汗如雨的建筑工人?每一个为大运而默默付出的人,都有被赞美、被感谢的理由。近日,因为全体干警需要加班加点坚守岗位,华强北派出所给干警家属发出了112封“请假信”。这种富有人情味的举动,应该也可以看成是对深圳魅力的一种细节阐释。很多人来到深圳就是为尊重而来,而深圳先天性的开放与包容气质,恰恰能给予人更多的尊重。著名的《深圳人的一天》大型城雕以18位深圳市民的真实生活为原型,将城市公共空间留给普通人,就充满了这样一种深刻寓意。

是的,大运不仅仅意味着宏大的比赛场面,不仅仅意味着国际交流的平台,也意味着无数普通人的劳作与奉献,意味着通过大运而加深的人与城市的情感双向认同。城市不能忽略他们,城市也没有忽略他们。这种对“小人物”的尊重,会使城市进一步变得“大”起来。

 

“随手拍”义工让志愿精神更丰富

在推动完善公共管理和服务、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方面,都需要包括义工在内的社会志愿者的积极参与

深圳罗湖区有一支“随手拍”义工队,他们拿着相机深入街道社区,把“脏乱差堵”等现象拍摄下来,借助“有图有真相”的网络传播,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这些反响很快形成了对城市街道管理者的无形压力,不得不投入人力物力,尽快解决被曝光的问题,推动了城区环境的改观。

布吉农批市场小贩乱摆卖现象消失了,又臭又脏的路面变得洁净,通行也顺畅了;洪湖立交桥下原来的拥堵现象基本消除了;田贝路道路施工导致公路排水不畅的问题也很快得到解决……这些变化都有“随手拍”义工队的功劳。“随手拍”带来的环境改善让义工队员颇有成就感,也成为他们继续拍下去的动力。现在,该义工队的影响越来越大,许多热心市民加入进来,队员也壮大到123人,成为城市公共环境治理的参与者和促进者。

“随手拍”义工队的努力,大大拓宽了义工的活动范围和影响。过去义工主要做一些慈善类的公益活动,比如,帮扶老弱病残和有需要的人群、筹集善款,在一些公共活动中维持秩序,参与法律、文教等公益宣传和咨询等。这些义工活动当然非常有价值,也不可缺少,但对应于复杂多元的城市公共生活而言,还有更多的领域需要义工参与。

尤其是在推动完善公共管理和服务、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方面,需要包括义工在内的社会志愿者的积极参与。一些公共领域因为缺乏明确的责任和利益划分,公共利益受到侵害而得不到保护,这时候,需要有人站出来,推动公共规范的健全,督促政府管理部门履行职责。这方面的义工活动和做慈善义工一样地难,一样地需要勇气和担当。

“随手拍”义工队积极扩展社会参与的范围,主动寻找服务和改良社会的更大空间,为城市义工注入了更丰富的内涵,也是对志愿精神的全新诠释,说明深圳义工不仅有数量上的不断增长,也有质的突破和提升。这种深层次的发展壮大,对深圳打造志愿者之城,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公车带头停驶:好!就该这样

社会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很多领域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在逐步摸索经验的阶段,正需要政府部门积极参与其中,以其表率作用引导、推动社会建设,激励、带动更多的民间组织和个体公民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来

昨天上午,500余辆公务车陆续停放至市民中心“绿色出行”志愿行动车辆停放点。大运期间,这些申报停驶的车辆将统一存放在此,并接受市民监督。

自绿色出行的倡议发出后,得到深圳各界的积极响应。62家单位和民间组织共同发起“绿飘带行动”、众多市民自发申报停驶……颇具创新精神的绿色出行激起深圳“社会”的澎湃力量,为城市公共管理提供了有力支撑。

广义的“社会”既包括民间组织和个体,也包括政府部门。社会和谐有序发展,需要二者之间良性互动,共同努力。绿色出行需要社会组织和个体公民的支持,但并不意味着政府部门和公职人员可以置身事外。恰恰相反,因为改强制限行为自愿绿色出行是第一次,正需要各级政府部门和公职人员作出表率。

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公职人员能否作出表率,直接影响着公众对待绿色出行的态度和参与的积极性。而从眼下的情况来看,深圳政府部门在此次绿色出行活动中确实带了好头。

截至8月3日,公务车申报在大运期间全部停驶的车辆为1.6万余辆,停驶率达55%。在开闭幕式举办的当天,公务车将停驶2.4万余辆,停驶率达84%。党员干部私家车申报少用、停用也已近16万辆,参与率达96%。除市民中心以外,市直机关、龙岗区等单位,也纷纷划出了专用区域作为停驶车辆停放点。市委组织部申报公务车停驶率达73.2%,在开闭幕式期间停驶率92.7%;市委政研室公务车申报停驶率则达到100%;市直机关工委在各级团组织、妇女组织中开展“快乐招手 绿色出行”志愿行动,寻找“路同道合”的同行者,“拼车”上下班,尽可能做到车辆不空载,快乐绿色出行……积极参与绿色出行,深圳各级政府部门用实际行动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

与此同时,为了让绿色出行不至于流于形式,保证停驶车辆大运期间不再上路,深圳将收集所有已申请停驶公务车的车钥匙,并统一管理,所有车牌号码也都输入交警系统,车辆一旦上路,将马上被查处并内部曝光。这样的硬约束,保证了政府部门参与绿色出行的“质量”。

在此次绿色出行活动中,无论是政府部门、公职人员,还是社会组织、个体公民,都在积极地朝着一个目标努力。大家不是互相等,互相看,而是各自投入到实实在在的行动之中去。各种力量相互鞭策配合,形成推动绿色出行的强大合力。

社会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很多领域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在逐步摸索经验的阶段,正需要政府部门积极参与其中,以其表率作用引导、推动社会建设,激励、带动更多的民间组织和个体公民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来。

深圳大运既指向“一时”,亦指向千秋。深圳此次力推的绿色出行活动,无疑将为深圳社会建设积累宝贵的经验。而这些经验中的重要一条,就是政府部门和公职人员的倾力投入。在大运之后,在今后更多的社会建设活动中,我们乐见政府部门和公职人员作出表率,以激发市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逐步提升自我组织、自我调节、自我管理的能力。

 

社论回应

欢迎就本版任何一条社论发表意见,留言请至:szjbpl@126.com

——回应8月4日社论《“第一时间否认”折射权力的傲慢》

治理权力傲慢关键在

改变结构性不平等

公权力何以傲慢?这固然与诸多政务制度及政务技术问题有关,但笔者以为,其本源因素当数公权力与公众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所以治理权力傲慢的关键在于探寻应对结构性不平等的良方。

在当前的政治与行政体制下,建立一个真正透明、公开、民主审议的政务机制可作为良方的参选项之一,而其建立途径不能仅寄望于有关部门及其责任者的开明,综合各种外压力量形成稳定持续的制度才是要义所在。

各种外压力量中,尤其重要的有两个:一是中央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制定和施行政务透明与公开政策;二是公众与媒体借助社会观察便利与技术便利,敏锐而持续地抓住典型事例,挖事实、求真相。

当然,外压不等同于非理性的极端意识和行为,其目的在于聚合能促进透明、公开、民主审议的影响力,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甚至遏止公权力“不回应、乱否定、拒绝说理与解释”的傲慢。(杨守涛)

公信力再也经不起折腾

先否认,顶不过去再承认——面对舆论质疑,某些政府机关的瞬时变脸,不仅折射了权力的傲慢,这种傲慢也在严重伤害政府公信力。

社会各组成机构或个体的信用中,具有主导地位的是政府信用。社会上有失信行为不可怕,因为只要政府信用足够强大,就有可能引导监督其它机构或个人维护良好的信用。

然而,目前的政府信用,正在被个别政府机构的某些行为侵蚀,执法犯法、执法不严、胡乱执法……还有出尔反尔的言行,可谓见怪不怪。千万不要认为这只是个别政府机构的偶发行为,其侵害的是整个政府公信力。

现在舆论为何宁可相信网络“传言”,也不相信相关政府机构的“辟谣”?其中的原因就在这里。政府失信其实已成为社会信用缺失的核心原因,政府公信力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吴兰友)

也许流行

“‘无产者’规模的增大,相对贫困化趋势加强,与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强化互为因果,其后果,将是已有改革成果丧失,改革停滞不前。中国的改革深化,已经非常急迫。”

——赵晓谛

学者赵晓谛近日撰文称,近年来,政府对经济干预的趋势明显加强,在已有的对资源的垄断程度未能下降的同时,对诸如房价、药价、菜价的干预已愈加频繁和微观化,其深层原因之一便是“无产者”的相对贫困化。这里所述的“无产者”,指社会中这样一个群体,他们除拥有劳动力这一种生产要素外一无所有。赵晓谛认为,“无产者”规模的增大,相对贫困化趋势加强,与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强化互为因果,其后果,将是已有改革成果丧失,改革停滞不前。中国的改革深化,已经非常急迫。

据《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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