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报名人演讲周明日开锣

深圳新闻网7月15日讯  明天，免费的公益年度思维盛宴——“晶报名人演讲周”正式鸣锣。在16、17日两天中，于建嵘、南方朔、熊培云、江明修等4位海内外名家学者先后登台，在下个周末的23、24日，孙立平和郑也夫将是本届演讲周的压轴嘉宾。

“晶报名人演讲周”是晶报纪念创刊回馈市民免费公益演讲活动，每年在创刊纪念日前后举办，自晶报2001年8月1日创刊以来，迄今已举办10届，前9届分别邀请了钟南山、杨利伟、吴建民、朱清时、王石、魏纪中、易中天、胡因梦等数十位海内外著名嘉宾，每场讲演都紧密切入当年度最大热点和焦点话题，以思想的启动、时空的浓缩，关切“时代与世界，时代与中国，时代与深圳”，让读者享受丰盛的精神和智慧大餐。

“第十届晶报名人演讲周”主题是“社会：公益与公民”，分别邀请了于建嵘、南方朔、熊培云、江明修、孙立平和郑也夫6位著名专家及学者出席演讲，他们将分别于两个周末——16日、17日和23日、24日，在深圳特区报业大厦报业会堂开讲，围绕主题阐述自己的观点和心得，并在演讲现场就社会热点问题与市民展开交流和探讨。

本届演讲活动7月6日在晶报网(www.dailyss.com)和深圳新闻网(www.sznews.com)上启动免费申领门票后，受到广大深圳市民的追捧，个别场次尚有少量余票可供申请。

演讲周在深圳特区报业大厦报业会堂举行，为避免届时停车拥挤，市民可以乘坐公交车（“特区报站”）或者地铁（“香蜜湖站”）前来聆听名家演讲。（记者 王志明）

于建嵘　走入田间，他“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农村中国”，１９７９年，他考上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好与人讨论“中国怎样改革”之类的问题；毕业后做了记者，１９８７年离职当刑辩律师；１９９７年考上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的博士生，他选择了“乡村政治”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教授，社会问题研究。

于建嵘： 民众诉求是对国家权力的强化而不是挑战

当公民成为网民，虽然行动方式发生了某些变化，但同样在承受着理性和责任；当政治家们面对网络时代民众诉求进行积极回应，不仅仅表明某些政治方式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正在培植新时代的政治文明。

——于建嵘

课堂上的于建嵘多数时间是温和地循循善诱，甚至略带调侃意味。台上，于建嵘“骂”得过瘾，台下，学生听得受用。他是一位嫉恶如仇敢怒骂官员敢拂袖而去的知识分子，一个把底层上访者当兄弟姐妹的草根学者。他以微博为私人媒介，关注着全国各地底层百姓的困苦，鞭笞着无视民生的地方官员……明天上午9时30分，于建嵘将做客深圳报业集团礼堂，为晶报第十届名人演讲周拉开帷幕。

谈治学 学者的天职是揭开真相

晶报：于老师，您被称为“用脚做学问”的社会学家，这和我们传统中对学院派专家学者的印象挺不相同的。到草根中去，关注底层社会，您的这种选择主要是出于使命感还是性格使然？作为一位学者，您是否觉得需要在火热的现实与冷静的学问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您是怎么做的？

于建嵘：之所以选择深入底层社会，性格和使命感两方面的因素都有。因为这与我的成长和生活经历有关。我来自于社会底层，少年时代曾经因为父亲蒙冤被批斗全家下放农村，由于没有户口，8年多时间里一直过着流浪的生活；后来我考上大学，走入社会，还是没有脱离底层；再后来当了律师，接触到旁人没有见识到的社会灰暗角落，明白在这个世界上，公平与正义对每个人来说，非常重要。

这些年我一直在呼吁：一个社会，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都必须保护社会个体最基本的权利。自从做了学者之后，这种观念就更加自觉，并且日益成为我从事研究工作的根本动力和出发点。

我认为，学者的天职就是求真，揭开真相，说出真话，探求真理。成为学者之后，我一直坚持这样的治学原则，这可能与我当过律师有关。

谈微博 开放互动改变政治生态

晶报：最近，有关郭美美事件的微博，转发量动辄数万。这里面大家主要表达的是一种情绪，一种社会心理，就是“我不相信”。而群体中一种社会情绪的酝酿发酵，可能会起一种放大的效应，它会不会也构成一种话语暴力？您怎么看待人肉搜索？

于建嵘：对于微博，我是持积极肯定态度的。我不否认微博、人肉搜索有消极影响，一些网民通过这个平台酝酿发酵社会情绪，发泄愤怒的社会心理，甚至可能演变为群体的网络暴力行为，侵犯个人的隐私权。但不能因为有消极的方面就否认其积极价值。微博是一个良好的互动平台，通过转发、评论等方式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微博还是一个相对自由表达的空间，可以与很多人交流观点，使得思想的传递不再受传统的时空限制。更为重要的是，微博还发挥了网络舆论监督的作用。当民众面对一些社会不公时，直接诉求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世界就成为了一种选择，这使许多过去无声的事件具有了公共性。

可以说，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信息技术正在以其开放、互动和广泛性改变着社会的政治生态，这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表明，当公民成为网民，虽然行动方式发生了某些变化，但同样在承受着理性和责任；当政治家们面对网络时代民众诉求进行积极回应，不仅仅表明某些政治方式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正在培植新时代的政治文明。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觉得，微博就是一个江湖，它深入到了民间社会之中。这里多元，但绝对可以从中看到民众的疾苦、听到社会正义的呐喊。

谈官员 体制的受益者又是受害者

晶报：您批评过不少官员，甚至在微博上披露自己曾对某官员的言论勃然大怒，拂袖而去。您对官员群体的感情是怎么样的？您能不能简单描绘一下他们这个群体？

于建嵘：长期以来，由于工作关系，我与官员尤其是基层管理者有一定的接触。特别自2009年以来，通过给党政干部讲课，我对官员的处境有更深入的理解。官员也是人，有血有肉，有苦有乐，有七情六欲，而不是一台机器上的螺丝钉。其实，不少官员对于当前的政治社会问题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精准的把握，甚至可以说是洞若观火，但囿于体制的束缚，面对政绩压力，又不得不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官员群体既是现有体制的受益者，又是受害者。

通过不断地给官员讲课，我觉得对他们的观念和行为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有不少地方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反思与改进。比如，四川罗江县委书记卢也，听过我的课后，与我成为了朋友，他领导这个县的农村改革也经常听取我的意见。广东省云安县在听了我的讲座之后，不但马上停止了拆迁工作，还建立了农民组织来保护农民的利益。此外，山西省忻州市、湖南省长沙县等地区，在请我讲了拆迁、群体性事件之后，确实也改变了很多观念，改进了工作方式。2010年9月，长沙县治疗网瘾的“倍腾学校”教官打死了少年，学校找宣传部要封杀媒体，宣传部说我们上次听于老师讲了，这搞不得，要马上公布，越快越好。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事后，长沙县宣传部副部长向我发短信致谢：豁然开朗。

我觉得拥有现代法治理念，能够为保护和争取公民基本权利而努力的官员最适合中国社会转型的要求。

谈抗争 民众诉求是对国家权力的强化

晶报：根据您多年的对上访者和底层问题的关注，您基本可以说是给中国当下的主要社会冲突开出了改良的药方。但要依法维权，人们必须对法律有信心，对一些基本的东西有信心。根据您的观察，老百姓的这种信心现在处在何种阶段？您对和谐社会的理解是？

于建嵘：根据我的观察，老百姓对于法律以及一些基本规则的信心是呈现一个增加的趋势。在我多年对上访者和底层民众抗争的研究中，我发现民众的不满和怨恨一般都是针对某个具体的地方政府官员。中国民众的抗争活动遵循的是“规则意识”而不是“权利意识”，民众对行使自身权利的诉求很可能是对国家权力的强化而不是挑战。

就我个人的理解，和谐社会的基本性标志，是安定有序。当前之所以提出和谐社会并且如此重视，原因在于中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遭遇到了与现实相关的各种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过我对这个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晶报首席记者 邹玮 实习生 薛双）

晶报讲场：

“回程旅游”型国际贸易劳民伤财

张永璟专栏

达芬奇牌天价家具最近闹出了一场大丑闻。该品牌可谓国内最高端家具品牌，以价格昂贵著称。一张单人床能卖10万元，一套沙发能卖30万元。其号称家具均为100%意大利生产“国际超级品牌”，且使用无污染“天然高品质原料”。但央视调查发现，所谓天价家具竟是国内作坊货，甚至是不合格产品。而来自上海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消息称：今年上半年，达芬奇家居公司共有10多批木制品和木家具，都是从国内的家具企业采购的，先是出口到上海保税物流区，再进口到达芬奇在上海的仓库。

把中国制造的普通产品运送到外国，在外国打上洋标签，再运送回中国，以国际高端产品的名义高价出售。此类奇怪的“回程旅游”型国际贸易，是一种基于畸形状态的奢侈品消费心理的“需求创造供给”型市场行为。

迷信洋品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常见消费心理。著名作家张贤亮在早年的小说《早安，朋友》里很形象地形容了这类消费者的心理：“美国，就冲这‘美’字；香港，就冲这‘香’字。”必须承认，很多洋品牌的确是品质与信誉的保证，比如意大利米兰时装，的确制作精美、领导时尚。意大利同样有很多令国人向往的地方，比如达芬奇等艺术家的油画，意甲足球，古罗马竞技场等等。于是很多人就想当然地认为，但凡意大利产品就一定代表着浪漫、高档和品位，所以花再多的钱也一定物有所值，就比如贴着意大利品牌的达芬奇家具。

因为“意大利制造”的金字招牌，所以就不买价格便宜很多的国产家具，质量再好也不买。这种消费心理，是一种行为决策理论所说的幻觉相关的启发式偏差的误区。并不是每一款意大利产品都好于所有的同类国产品，但是铺天盖地的关于意大利的美好故事，已经给消费者造成了这种不应有的幻觉。那么国产家具怎么办？一是以低价追求中低档市场，二是和意大利商家合资，贴上意大利品牌在国内高价销售。

大部分消费者是没有能力即时辨别所购商品质量的。他们也担心买到假冒伪劣产品，于是宁可花高价选购“意大利制造”的产品。但他们并没有能力去辨别所购买的达芬奇家具到底质量如何，更没有办法去查明所购家具的原始产地。这就给了生产厂家以巨大的寻租空间。把国内生产的家具，先出口到上海保税物流区，再进口到达芬奇在上海的仓库。如此一来，既卖出了高价，又消除了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质疑。而对于此类奢侈品消费者来说，他们更在乎的不是产品的质量本身，而是在亲朋好友面前用来炫耀的面子：“第一，咱有钱，就要买好的家具；第二，意大利出品，品质保证。”如果不是像质检人员破坏性地检验家具内部质量，这些消费者可能会永远生活在“物有所值”的幻觉里。

这种“回程旅游”型国际贸易并不是个新鲜事物。比如上世纪80至90年代，内地兴起了无数港商投资企业。据香港大学肖耿教授的研究发现，其中有40%以上的香港投资金额其实是从内地来的。这些资金在香港转个圈，再回到大陆，就摇身一变成了中外合资企业，就可以享受“三免两减”等优惠政策。而如果是内地资本直接在国内投资，则无法享受到此类优惠政策。这种“回程旅游”型外商直接投资，其根源在于内地各地方政府对于外资的需求渴望，吸引外资的多少是直接影响地方首脑的政绩考核的。

归根到底，消费者对舶来品的过度需求引发了“回程旅游”型商品的供给。长期以来，中国的民族工业常常是在学习与模仿西方发达国家，所以很难在短期内纠正“舶来品就是比国产品好”的消费心理，况且也应该鼓励具备购买能力的消费者去选购真正“质优价高”的舶来品。我们能做的主要有两条：一是杜绝达芬奇家具这种“质次价高”的鱼目混珠型国际品牌，此乃劳命伤财之举；二是努力提供国产品牌的质量，不要再重演三鹿奶粉的悲剧，不要逼着普通消费者去选购质优价更高的舶来品。